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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宁生

谌宁生

年逾八十,当今擅治肝病之大家,

二十三岁始学医,倾其一生遂不

改志,沉静清心,修身慎行,以

古学自力,故所得者深,古方新

病有自得之见,其治病原则为攻

补兼施 ,“重型肝炎多属中医

“急黄”、“瘟黄”之温病范畴,

论治时应遵照张仲景“见肝之

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和《

内经》“治病求本”、“审因施治

”的原则,用其著名“解毒化瘀

汤”针对病因病机,使血中之热

毒解,瘀血除,则黄自退,病自

愈。

坐诊时间 双周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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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宁生,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84岁,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带徒指导老师,湖南中医附一首届名医,全国中医内国家肝病中医医疗中心学术奠基人,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科教文卫组织医学专家成员,国医大师候选专家。从事医疗临床、教学、科研60余年,对肝病有深入研究,擅治各种急慢性肝炎、肝硬化、重型肝炎、脂肪肝及内科疑难杂症。自拟急肝方治疗急性肝炎有效率为99%,临床治愈率达80%以上,已成立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谌宁生传承工作室。历任多个科室主任,主持承担国家“八五”科技攻关、湖南省科委、教委及卫生厅局等肝病科研重点课题多项,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2次,湖南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3次。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中医肝病重点专科协作组专家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重大专项“十二五”重肝课题方案专家论证会特邀专家。担任十余家期刊杂志副总编、副主编、常务编委、编委及特约撰稿人,在国内外50多家期刊、杂志、书报发表论文150余篇。获得“环球时代杰出人物”、“海内外杰出爱国人士”、“共和国杰出人物”、“中国优秀医学专家”等多个荣誉称号;多次应邀至台湾、韩国等地进行讲学及医学访问,2013年4月受邀赴泰国参加国际传统医学与养生大会,受泰国亲皇亲切接见。在渔父国医馆每周限诊10人。

坐诊时间:双周四上午。


  1949年建国前参加湘北建设学院第一期学习班学习,嗣后考入湖南省第二卫生学校医士班学习二年,1952年10月毕业,分配到湖南省政府医务所担任医生工作四年,至1956年调干考入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六年制学习,至1962年9月毕业,分配到北京市中医医院,从事临床医师工作,1964年10月调湖南中医学院(现为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院,从事医、教、研工作迄今。曾历任内二科、传染科兼肝病研究室及温病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曾担任国家“八五”攻关,湖南省科委、教委及卫生厅局等肝病科研重点课题多项,二次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三次获湖南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顾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肝病中医重点专科和国家重大传染病项目“中医治疗慢性重型肝炎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专家。秉承谭日强学术思想,对“疏肝健脾、活血通络”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首次提出“肝郁脾虚血瘀”是慢性肝炎及肝纤维化的基本发病机理,研制了治疗肝硬化的中药-鳖龙软肝片:并发展性提出“审因理脾”学术思想,主张在疏肝理脾基础上,针对不同病因病机,加用解毒或补肾的治法。同时强调“瘀、毒”在重型肝炎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创立“解毒化瘀汤”、“凉血解毒汤”、“温阳解毒化瘀汤”治疗重型肝炎获得良好疗效,治疗方法在国内广泛应用。承担多项课题,发表科研论文200余篇,研制中药新药2个,获省级科技成果奖2项。
  • 观点一:谌宁生论治肿瘤必须辩证……

      谌宁生认为论治肿瘤必须辩证与辨病相结合。辩证与辨病相结合,是多年来中西医结合通常运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利于中西医共同总结经验,提高疗效。如果只有辩证而不辨病,则西医对临床诊治方法很难掌握,亦无法总结经验,更无法与现代医学和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相结合,就谈不上如何发展中医药学。反之,如果只有辨病而不辩证则临床医生就会简单地见什么病,开什么方,用什么药,不会随证加减,证变而药变,自然无法提高疗效。更危险的是废弃了中医理论的特点——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势必导致以“废医存药”开始,以“中医无用”而终,根本谈不上如何保持和突出中医的特点特色,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则成了一句空话。所以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是中医和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恶性肿瘤由于癌细胞不断增值,对机体各组织器官压迫,梗阻、坏死以及局部增值,邻近浸润、血行播散和淋巴转移,所引起的一系列病变非常复杂。不同肿瘤具有不同临床特征和证候,治疗方法自然各异。同时人尽皆知,对于某些癌症的早期诊断非常困难,单纯依靠中医的四诊方法,是无法确诊的。因此,要求临床医生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查方法,不能局限于一般常规物理检查和生化检测,必要和有条件时,应包括病理学、单克隆抗体、放射免疫及CT定性定位等方法,按现代西医病名诊断标准进行确诊。即在西医辩病确诊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辩证论治,达到辩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目的。
      由于癌症病情复杂,变化多端,对其治疗不能拘于一方一法,而应辩证论治,随证加减。但一般来讲又可根据癌症的早、中、晚不同期而区别施治。癌症早期对机体损害较少,患者表现正气不虚,治则应以祛邪抗癌为主,佐以扶正补虚。中期癌毒侵犯机体,邪正相争,有“势均力敌”之候,此期邪毒癌肿虽盛,但正气未衰,治宜攻补兼施,可祛邪抗癌与扶正补虚药兼用。晚期癌症发展已到严重阶段,机体正气明显受损,治则以扶正为主,佐以祛邪抗癌。此外,对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鼻咽癌、肠癌、宫颈癌、乳腺癌等临床常见癌症,分别对其主证、病因、治则及常用中草药进行了要概述。
  • 观点二:谌宁生论老年人之四有

      人生在世,首先要有健康身体,健康是人生的根本。我对健康的评价是:生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健康是无价之宝,是任何金钱财富不可替代和无法比拟的。对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幼和任何国家”、民族、种族的人,都是一样,都需要健康。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健康中国”的重要性,要实现“中国梦”达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达到人人健康,实现“健康中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会议》中更强调“健康是促进全国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显得更重要。可以说“老年健康是个宝;家中少不了”;因为“家中有老人,可以照顾小孩子孙,管理家务,是家庭的幸福,如果没有老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美好、幸福的家庭,而健康身体,则是老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其次是要老有所养,是人生之必需。人类能生存在世上,最重要的当然是水和空气,众人皆知,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不喝水,更不能一刻离开空气,这些都是人们生存的自然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衣、食、住、行等必有生活条件,就当代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们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就是要求吃喝玩乐得更好,有更好的享受。当今我国经济能够飞跃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和提高,国家富强,处于盛世年代老年化社会趋向形成,老年人已不满足于衣食温饱的低生活水平,而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吃得饱,而且要吃得好,穿衣不是只要求保温暖,而且要求质量好,穿着好看美观,住房不只是要求避风雨,而要求宽敞、舒适、雅观,行走要有车辆,这些都是当今老年人所需要的,即老有所养的愿望。   第三,要老有所乐,是人生之幸福。人生在世,要老有所乐。范仲淹著《岳阳楼记》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告诉人们不仅要先忧天下,而且有有乐天下的享受,我的观点是:青年人要有忧,老年人要有乐。在年青时,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格言,须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古训。   人生在世,应该是先苦而后甜,先忧而后乐,当然人生所乐,有多种多样,有所谓饮酒作乐,寻欢作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等难以尽述,但重要的还是老有所乐,因为到了老年能够得到子孙满堂,家庭和睦,享受天伦之乐,才是人生真正完善,享美好幸福之乐,有所谓“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等,高寿不如高兴”,也就是说,人生在世,贵在高兴。总之,我的老年人生观,就是要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第四要老有所为,是人生的价值。还记得在《快乐老年报》“价值观的大讨论”中,有人认为“人越老,价值越小。说什么,人老了,在家里、单位、社区和社会上,都说不上话,因此,没有价值感”,而吾的观点则不尽然,因为人生的价值,并不是只用时间和年龄的大小去衡量,而是应该对家庭、社会、国家和人类做出多少贡献来判断。老夫今虽年逾八十有余,已达耋耄之年,可谓真的老了,但人老志不老,每周能坚持门诊看病5个半天,虽说只有半天,但比年青人看一个整天的工作量还要大,质量也要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年青人强,因此可以自豪毫不夸张的说,贡献要比年青人大。当今我虽没有雄心壮志,不想当大官、发大财,但有豪言壮语。因我是一名国家名老中医,认为医生为病人服务与疾病斗争是医生的天职,没有退休年限,因此我真的还想再门诊看20年,做到生命不停,看病不止,达到看病和生活共存,为中医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目的。
  • 观点三:谌宁生浅谈健康与运动的价值观

      生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但健康的价值更高,比生命更重要。因人生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则生命的价值变得一文不值。人们可以坦言:身体健康求乞的叫花子可比势大权重富贵无比但体弱病重生活不能自理的皇帝要强一百倍,因为叫花子虽然贫穷、衣食无靠,但身体健康、行动自由,思想轻松,可算自由人。而皇帝虽然富贵甲天下,但因病魔缠身,终日卧床,不能自由行动,精神肉体均痛苦难言,应算受罪人。由此可以说,健康是人生命中第一价值观,是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意义,是比生命更重要,是其他任何东西不可相比和不能代替的。   健康不仅能使人生活得自由自在,同时也是革命工作的本钱,是学习进步的保证,是愉快幸福生活的源泉,是民富国强的根本。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儿时多病会增加父母经济和思想负担;青少年患病,则不能好好学习,无法求得上进;成年人有病,自然不能好好工作,更谈不上为革命工作做更多的贡献;老年人有病,不仅自己痛苦难受,同时连累子孙,需要人们照顾,弄得全家不得幸福和安宁。今想过去旧社会,由于国家贫穷,人民体弱多病,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尽欺侮耻辱,不堪而言。当今新中国,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跃发展,社会物质丰富,人民体质迅速增强,特别是在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夺得奥运金牌排名首位的冠军,挤入世界体育强国,举世瞩目,获得全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说明健康不仅是个人强身之本,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强国之道,由此可知,健康价值之高贵,是无价可言。   身体健康是人生的根本,健康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因此,要加强自我保健意识的认知,要自觉保持身体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内经》有云:“圣人不治己病未治病,不治己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故要知道如何保护和加强身体健康,增强体质,预防疾病,达到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的目的。常言道:流水不腐,户枢不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贵在坚持,只要坚持运动锻炼,抵抗力自然会增强,就不会生病,和预防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有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要知道,疾病的发生和变化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归纳其要点,不外乎人体本身的条件和致病的因素两个方面。《内经》把这两方面概括地称为“正”和“邪”,正即指人体正气,说明人的内脏功能正常,正气强盛,气血充盈,卫外固密,外邪就无从侵入,疾病也就无从发生。只有在正气虚弱,卫外无力,开阖失常,腠理不固的时候,病毒邪气才可能乘虚而入。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所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总之,疾病是否能发生,可以说是“正”“邪”相搏的结果,也可以说,正气虚是形成疾病的内在主要因素,外来邪气(致病因子)是产生疾病的外在条件。按照辩证唯物论和矛盾论的观点。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可以说,人的正气即健康抗病能力是预防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而运动是强身健体的关键,只有坚持运动,增强体质,才能预防疾病,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当然每个人的运动爱好各有不同,但人人必须每天坚持运动,我的运动爱好就是打兵乓球,并认为打兵乓球是适宜老年人锻炼身体的最好活动,因为条件要求不高,只需要一个乒乓球房,无论天晴下雨、冰冻霜雪、一年四季均可活动,活动强度的大小,自己可以适当掌握,根据个人多年的活动体会,其优点不仅可以活动四肢关节,增强体质,预防疾病,而且可以增强视力、听力。老夫今年已届八旬,虽然已达耋耄之年,但仍耳聪目明,身体矫健,行走轻松如燕,看书报杂志写字,均不需戴老花镜,可谓有益于坚持每天打乒乓球1-2小时。因此今有雄心壮志,不求丰功伟绩,但愿健康长寿百岁,因而我还要坚持打乒乓球20年,做到生命不止,运动不停,实现生命与运动共存的价值观。

    • 谌宁生: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走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描写过一对脾气古怪的夫妇,蝶谷医仙胡青牛毒仙王难姑。二人本是同门师兄妹,只是一个学治病救人,另一个却研习使毒,且下毒手段极其高明。两人一生都在较劲切磋,临了了也未能争出高低。谌宁生和杨秉秀也是医术高明的两口子,光是两人的名字便足以撑起湖南中医界的半壁江山。不同的是谌宁生和杨秉秀携手半生极其恩爱。自同校学习中医起,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自始至终都是互相扶持,这自然也成为中医界的一段佳话。
        杨秉秀对谌宁生必然是非常服气的,否则师出同门,难免会像王难姑之于胡青牛一般常自较量,而在谌宁生和杨秉秀这对夫妇身上,却只有相濡以沫的温暖。想来,这也是因为谌宁生在中医学方面成就非常之高,且为人也异常勤勉的缘故。
        谌宁生本生于大富之家,祖上原是国民党的高官,自小便极尽优待。然而,一切荣华富贵都随着1948年解放区的炮响化为云烟。几乎从谌宁生成人开始,家境便大不如前了。与之同来的,便是数不尽的奚落与白眼。这一切,都让谌宁生更早明白,诸事不可靠,唯有靠自己。他总是会比旁人更加努力,以此证明自己。
        那时,谌宁生已经就读在湘北建设学院第一期学习班,只等毕业。面对家境的大起大落,谌宁生别无选择,不得不在毕业后选择考入湖南省第二卫生学校医师班。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当医生和老师才不要学费。1952年,在校期间表现优异的谌宁生被分配到湖南省政府医务所担任医生。尽管这在当时并非最好的去处,但谌宁生却非常知足,他只想认真踏实地工作,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出身并不会拉开与他人的距离。与此同时,他又迫切地想要扭转自己的命运,涅槃重生。
        终于,在医务所工作的第四个年头,谌宁生迎来读书深造的机会。1956年,谌宁生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广州中医学院本科六年制学系。广州中医学院是当时最好的医学学府之一,那年总共招生120余人,其中最小的只有16岁。1933年出生的谌宁生自然算不上是最年轻的,所以他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都会花费比旁人更多一倍的时间专心学业,很快便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也正是在广州中医学院,他邂逅了妻子杨秉秀。在那个年代,恋爱还是一件太含蓄的事情,两人几乎把所有的约会时间都放在了学习和自习上。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让两人在后来的婚姻中坚定地相互扶持风雨同舟。
        1962年,谌宁生面临毕业。然而,这个毕业季并不平静。原本120多人的年级最终只有107人顺利毕业。他们中有人中途离世,有人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不得不终止学业离开大陆,还有的因为那段疯狂的岁月锒铛入狱背负骂名。能够安然毕业的,实在是少数。更何况还像是谌宁生和杨秉秀,因着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得到了去北京发展的机会。然而,这次北京之行却没有驻足太久,因为杨秉秀迟迟无法适应北方的气候,1964年,谌宁生又随着她一起调回湖南中医学院附一院,从事医教研工作直到今天。
        然而,重回湖南的谌宁生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北上“镀金”而好过一些,因着所谓的“成分”,他再次成为受人排挤的对象。好事几乎没有他的份儿,而所有被人嫌弃的活计就偏偏都落到他的身上。文革期间,内科急症成了烫手山芋,谌宁生在被主任召去谈话后就得临危受命;文革后,肿瘤科又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科室,可谌宁生又再次被“委以重任”主攻肿瘤方向;再后来改革开放,传染病似乎又成了令人头痛的科室,于是谌宁生又好巧不巧地被调到空无一人的“传染科”。奇怪的是,谌宁生从来没有脾气,仿佛无论调他去哪一个科室,他都能平心静气,并作出一番成绩。谌宁生毕生大部分成就,便是在那段无人问津的岁月里获得的。他自拟的急肝方治疗急性肝炎效率为99%,临床治愈率达到80&以上。整个湖南的肿瘤、肝病、传染病的基业是他亲手打下的。毫不夸张的说,正是他的出现,让湖南中医史上的蛮荒之地结出一片绚烂瓜果。
        有人面对逆境,便自暴自弃;有人面对逆境,却会绝地反击。谌宁生显然属于后者。尽管背负着一段特殊的“出身”,他却自始至终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让原本偏航的人生轨迹回到正轨。谌宁生的医学履历非常辉煌,不仅先后担任与参加国家“八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新药研究基金等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更是早早地被评为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集成工作指导老师。2009年,他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成就奖,被批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
        尽管谌宁生已经80余岁,可他仍然奋战在一线治病救人,闲暇时还会写书立传,将自己毕生知识心血汇集成文本流传后世。尽管青年时代命途多舛,可而今的谌宁生却已获得所有人的敬仰和尊崇。那些陈年往事自然也早已释怀,成为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体验与磨砺,点缀着平淡而荒芜的人生。谌宁生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走。
        曾经不平顺的道路,如今也都平顺了。
        本文由渔父国医馆原创。作者:蔡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