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我对抗生素的思考

　　抗生素发明之前，中医治疗发热性、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疗效非西医药所能及。自抗生素发明后，治细菌感染性疾病，疗效的确较中医药为优，但对病毒性传染病，中医药仍遥遥领先。有人认为青霉素问世后，治肺炎用中药已过时了，此话值得商榷。
　　目前我国多数医院，以选用最新最昂贵的进口抗生素为时尚、为有水平！外国药商拍手称快，实在使人痛心！是不是进口的最新最贵的抗生素就一定能解决细菌感染的问题呢？
　　我最近在学校附二院会诊：一中年患者，心瓣膜病变，准备手术治疗，但患者先是发热，继之出现偏瘫，按常规用最新的抗生素已多日，发热不减，病人体质日趋衰弱，家属曾拟放弃治疗。我以口服益气活血之中药以治其脑，用紫金锭2片融化，冷冻保留灌肠以治其热，抗生素治法未变，但患者体温日降，灌肠6次体温接近正常。半月后再诊，患者热退，偏瘫亦除，精神面貌前后判若两人。
　　今年7月，在某大医院会诊一高热患者符某，女，72岁。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表面置换术后发热，体温38℃-39.4℃
　　之间，已持续16天，用抗生素、抗真菌药等治疗后仍高热不退。西医同行称最新最贵的抗生素都用上了，仍无法使体温降至38℃以下。用清暑祛湿药2天不应，舌淡红、苔黄
　　黑（染苔），脉浮数右紧，重按无力。无汗，畏寒肢冷，高热，T39.1℃。
　　考虑此因抗生素未能抑菌却抑制了正气，正虚邪伏故高热不已。7月9日晚予甘温除热法，选用补中益气汤，处方：黄芪15g，白术12g，太子参30g，柴胡、升麻、当归各10g，陈皮5g，甘草6g。水煎，分2次服。服药后汗出津津，翌日凌晨热渐退至37.8℃，疲倦乏力。7月10日仍予上方2剂，分上下午服。热渐退，体温在37℃-38℃之间。7月11日脉搏85次/分（手术后脉搏持续110-120次/分左右）精神转佳。续予上方加五爪龙30g，上下午各1剂。服药后体温波动在37℃-37.4℃之间，精神转佳，咳嗽减少，脉虚时结，胃纳渐佳。病人双膝关节仍焮红、肿、热、痛，继续中西医随症用药1月渐愈。
　　此例如不大补其中气，势必因高热不退，加上西药抑制元气，将尽耗体力而亡。此例所取得中医药疗效，得到主诊西医认可。
　　我并不反对在必要时，用中药的同时，借助于抗生素。应按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之原则去采用西药，在用西药的同时仍应以中医之理论为指导。千万不能以西医理论指导用中药。
　　什么叫以西医理论指导用中药？试举例言之。最近会诊一颜面神经麻痹、左侧面瘫之中年患者。主诊医生用了牵正散，但又加入大量鱼腥草等凉药。推论其意，须“消炎”之故，治之近10日不效。殊不知寒则凝滞，经络更不畅通，岂能收效？邀诊，我仍用牵正散加减，其中以防风易白附子，重用黄芪等益气药，服药1周歪者得正。此例足以证明，知其方而忽视中医之理，未能灵活变通，故收效亦难，虽有效亦不理想也。
　　谈到中医理论，对于治疗发热性、流行性、感染性疾病，伤寒与温病学说，往往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叶天士说：“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这是至理明言，是西医细菌学说所缺乏的。叶天士所说的“热”是致病的主因（可以看成是细菌之类的致病物质）。叶氏不仅重视清热，还重视“透风”。所谓透风就是解表类药，风与寒这种致病因素往往为西医所忽视，重在杀菌以消炎，不知解表使邪有出路的重要性。同样，“渗湿”也就是使由细菌引起的毒素，从小便而去。上则透风，下则渗湿使病邪孤立，使细菌没有生存的环境，而病人的正气又更易于恢复。为什么用抗生素退热后，即使无明显副作用，病人仍精神不振，倦怠乏力，胃纳欠佳。而用中药随着身热递减，精神则复，就是这个道理。
　　中医师学了西医的“发炎”理论，往往忘记了治发热性病，还有伤寒论学说。一遇发热病，首先考虑的是抗生素，岂知“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决非抗生素所能除。
　　［邓铁涛，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国医大师，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本文摘自《新中医》1999年第11期。］